——《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国防和军队建设迈出新步伐；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先后恢复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统一方向发展；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对外工作开创新局面。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1991年初爆发的海湾战争，向世界展示了一幅全新的作战图景：陆、海、空、天、电多维一体，指挥控制系统和侦察监视系统、精确制导武器、隐身飞机等高技术武器装备成为制约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是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无法回避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海湾战争是机械化战争迈向信息化战争的转折点，引发了世界性军事变革浪潮。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后，顺应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趋势，主持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紧紧抓住“打得赢”“不变质”两个重大历史性课题，对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相继作出一系列战略规划和部署，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人民解放军认真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国防和军队建设在改革中不断迈出新步伐。
1990年12月，江泽民在全军军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要求，即全军部队要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这个总要求，对全军尤其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通盘筹划和推进军队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海湾战争爆发后，江泽民三次参加关于海湾战争的研讨会，提出要看清国际形势的变化，研究将来的战争究竟怎样打，下大气力发展国防科技，通盘考虑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1993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军事战略上实行重大调整，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这一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抓住了军队建设的主要矛盾，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指明了发展方向。200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又提出了军队建设要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双重任务，以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思路。
人民解放军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的首位，先后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研究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问题。1995年5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修订《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为开展军队政治工作提供了基本法规。1999年7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通过《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成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人民解放军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制定颁布《军队党委工作条例》和《党支部工作条例》，严格执行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不断强化官兵的军魂意识，确保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一致。全军广泛开展“四个教育”、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主题教育，使全军官兵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保持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旺盛的战斗精神，保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任务的完成。
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1992年下半年至1994年底，全军体制编制进行了初步调整精简。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宣布中国在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将在3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通过精简和调整，陆军部队的比重下降，海军、空军、第二炮兵部队的比重上升，向合成和小型化、轻型化、多样化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装备管理体制和后勤保障体制初步理顺。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初步达到了精简员额、收缩摊子、优化结构的目的，为进一步实现“精兵、合成、高效”创造了条件。
军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弊端逐渐显现。1998年7月，党中央果断作出军队一律停止经商活动的重大决策，消除了很多隐患，对于维护军队良好形象、促进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995年1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九五”期间军队建设计划纲要》，明确提出科技强军战略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思想，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求重点加强国防科研，改善武器装备，提高官兵的科技素质，建立科学的体制编制，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科学管理水平，是对人民解放军建设新模式的确定。
全军积极探索军事训练的新路子、新模式。1995年7月至1996年3月，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组织系列军事演习，探索高技术条件下联合作战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既锻炼和检验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同时对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997年，沈阳军区某集团军开展高技术条件下“以劣胜优三两招”活动，这是新时期群众性科技练兵的雏形。1998年9月，总参谋部在沈阳军区某集团军举办全军运用高科技知识、普及深化训练改革成果的集训活动。2000年10月，总参谋部在四个地区联合进行科技练兵成果交流活动—“砺剑—2000”演习。这次演习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侦察传感技术、电子对抗技术、仿真模拟技术等高新技术手段，演练和检验新的作战思想、武器装备和训练方法，交流全军部队科技练兵的最新成果。这是1964年大比武以来演练层次最高、运用技术最新、涉及范围最广的全军性军事训练成果交流活动，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组织形式和方法迈出了历史性的新步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国家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投入有所增加。人民解放军认真贯彻科技强军、质量建军方针，加快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努力提高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199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装备部。全军装备建设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赶有所不赶，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国防科技方面，坚持科研先行，积极开发国防关键技术，在航空、航天、船舶、兵器、军用电子、工程物理等方面取得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在微电子、信息、传感、通信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军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技术基础。为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中央军委对全军院校体系进行了重大调整，军事人才培养逐步走上军队培养和依托国民教育并行的道路，使全军各级指挥员的专业文化素质大为提高。军队后勤保障体制也进行了大规模调整。1998年，中央军委作出先实行军区联勤体制，再逐步向大联勤体制过渡，最终建立三军后勤保障一体化体制的战略决策。全军从2000年1月1日起试行三军联勤体制。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对兵役制度和士官制度进行了改革。1998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兵役法的决定，对兵役制度作了重大调整，实行“两个结合”兵役制度，把志愿兵制度提升到与义务兵制度同等重要的地位，缩短了义务兵服现役期限，完善了预备役制度。这是保证新形势下兵役工作顺利进行的重大举措。1999年6月颁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对现役士兵服役制度特别是士官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1999年12月1日起，新的士官制度开始实施，人民解放军士兵队伍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士官成为军队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在保家卫国的同时，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参与大量扶贫和抢险救灾工作。在保护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筑路修桥和抗洪抢险第一线，都有官兵奋不顾身、冲锋在前的身影。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和两岸交流的扩大
香港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后，中英两国政府在解决香港问题上的前期合作基本顺利。1989年后，特别是苏东剧变发生后，英国政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违背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双方在香港后过渡时期要加强磋商与合作的精神，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1991年12月，英方突然宣布更换香港总督。新任总督彭定康上任不久，便公然在其施政报告中抛出要对香港现行政制进行重大改变的“宪制改革”方案，即所谓的“政改方案”。这一方案完全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有关规定，其实质是试图制造一个既成事实，把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以阻挠和对抗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在中国政府反复努力毫无结果的情况下，党中央从确保香港平稳过渡和维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大局出发，于1992年底提出“以我为主，两手准备”的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中国政府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加紧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和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工作。
1993年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预委会成员由内地和香港的各方面人士和专家组成，其中香港委员不少于50%。从1993年7月到1996年1月，预委会在成立后的两年半时间内，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广泛征求港人和内地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就未来香港特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发展、文化和民生等各方面问题提出了46份比较系统的书面建议和意见，有些还形成了正式文件，为正式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打下了良好基础。预委会的有效运转，给港英当局以有力的回击，迫使英国政府调整了对抗政策。在香港过渡期的最后几年，中国政府在重大问题上牢牢掌握了主动权，也为正式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6年1月2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准备工作进入具体实施阶段。筹委会成立后，立即开始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组建问题，在香港展开大规模的咨询活动。11月初，筹委会在广泛征求香港各界意见基础上，推选出400位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揭开了全面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序幕。12月11日，全体推委会委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12月16日，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第207号令，任命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12月21日，推委会在深圳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60名议员。从此，香港进入一个港人自己拥有立法权的新时代，香港回归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举世瞩目的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大会堂举行。6月30日23时59分，英国国旗和香港旗缓缓降下，象征着英国对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7月1日零时，乐队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交接仪式结束后，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
在香港回归的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同时，澳门回归问题也提上日程。由于中葡双方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合作关系，关于澳门回归问题的谈判进展顺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也进行得平稳顺利。1998年4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5月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从9月起，筹委会就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具体产生办法在澳门开展了广泛的咨询活动，在充分吸纳澳门居民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具体产生办法》。1999年4月10日，筹委会全体会议以无记名和差额选举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5月15日，推选委员会在澳门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何厚铧为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人选。5月20日，朱镕基总理签署国务院第264号令，任命何厚铧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经过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一年多紧张、高效的工作，顺利完成了澳门回归的各项准备工作。
1999年12月19日午夜至20日凌晨，中葡两国政府举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葡萄牙国旗和澳门市政厅旗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举世关注的重要时刻。从这一刻起，澳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澳门的胜利回归，是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树立的又一座丰碑。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在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下，特区政府沉着应对，香港、澳门各界人士携手努力，妥善处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保持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事实充分表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是成功的。1999年12月28日，国务院将新华社香港分社、澳门分社正式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作为中央政府授权的工作机构继续在香港、澳门地区履行职责。
在香港、澳门回归过程中，党中央稳步推进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自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有限制地开放探亲后，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迅速展开。1990年12月，党中央召开全国对台工作会议，重申国共两党应尽早接触谈判，目前当务之急是尽快实现两岸双向、直接“三通”(即通航、通邮、通商)。1991年底，祖国大陆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以促进两岸关系的实质性进展。1992年3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台湾海基会)开始进行事务性商谈，于11月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后被称为“九二共识”。在此基础上，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于1993年4月在新加坡成功举行“汪辜会谈”，签署《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等四项协议，由此突破了以往台湾当局规定的同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
从1993年8月到1995年1月，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先后举行三次副会长、副董事长级的会谈及六次副秘书长级的工作商谈，以解决两岸交往中的若干具体问题，推进协商进程。1994年3月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将保护台商投资纳入法制化轨道，进一步促进了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同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专门召开对台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对台经济工作，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台商在祖国大陆的合法权益，改善台商在祖国大陆的投资环境，为台商投资创造更为有利和方便的条件。
为进一步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党中央科学分析台湾局势和两岸交流发展趋势，深入思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新形势下的运用和发展。1995年春节前夕，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1.坚持一个中国原则；2。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3。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4。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5.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6。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7.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8。中国人的事我们自己办，不需要借助任何国际场合。这个讲话，既体现了中国政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又充分考虑到2100万台湾同胞的愿望和台湾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为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统一开辟了新的前景。
江泽民关于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公布后，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和积极反响。但是，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逐步巩固其地位，开始背弃一个中国原则，并采取了一系列分裂步骤，破坏两岸关系发展。1995年6月，李登辉以所谓私人名义访美，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公开鼓吹“中华民国在台湾”“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声称要打破“外交上”的孤立，将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制造的“两个中国”的分裂活动推到高潮。1999年7月，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又抛出所谓“两国论”，声称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2000年3月，台湾民进党领导人陈水扁赢得选举后作出“四不一没有”的承诺，但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不久又否认存在“九二共识”。2002年8月，陈水扁公然声称“台湾跟对岸中国一边一国”，鼓吹要用“公民投票”方式决定“台湾的前途、命运和现状”。
针对岛内“台独”分裂活动，中央政府果断采取措施，从政治、军事、外交、舆论等方面开展反分裂反“台独”斗争，1995年下半年至1996年3月在台湾海峡和台湾附近海域进行了四次大规模军事演习，打击了台湾分裂势力的气焰。大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两岸人员往来以及经济、文化、体育等各领域的交流，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营造了遏制“台独”分裂图谋和推进两岸交流的宏观环境。
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关系新格局
20世纪90年代初，在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后，党中央正确分析和把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应对国际关系新变化及科技迅猛发展的影响和挑战，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世纪之交，中国逐步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新格局。
这一时期，我国提出要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根据这一原则，我国分别同俄罗斯、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及欧盟等建立了发展面向21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中俄随即建交，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1992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两国宣布互为友好国家。1994年9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俄，提出建立中俄新型关系的六点原则主张。1996年4月，中俄宣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两国认真总结历史经验，认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双边关系的发展，双方都应尊重对方选择的发展道路。中俄关系稳步发展，促进了两国间遗留问题的解决。经过谈判，双方继1991年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之后，又于1994年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解决了两国间绝大部分地段的边界问题。双方在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不断加强。
中美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几次波折，但总体上稳定并有发展。继1993年11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正式会晤后，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为面向新世纪的中美关系确定了框架和发展方向，宣布将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次访问达到了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的目的，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并在上海公开阐述了美国对台政策的“三不”主张。然而，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2001年4月1日，中美战机在中国南海空域发生撞机事件。对此，中国同美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大局，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1991年，中国同西欧的关系恢复正常。1994年9月，江泽民访问法国，提出中国发展与西欧关系的四项原则。1997年5月，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法两国应承前启后建立长期的全面伙伴关系”。1998年，中英两国宣布发展全面的伙伴关系。同年，中国同欧盟领导人在伦敦举行首次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随后，欧盟决定加强中欧政治对话和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同欧洲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均显示出良好的前景。
中日两国保持高层接触，双边关系继续发展。1995年5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访华，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表示愿意深刻反省那段历史。此后一段时间内，尽管日本在对待其侵略历史等问题上仍不时有反复，但两国在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关系保持继续发展，高层互访也很频繁。1998年11月，江泽民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日本。中日双方就发展新世纪两国关系达成共识，并发表《中日联合宣言》，确认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与此同时，中国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关系也取得新的进展。
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维护和平与稳定，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1997年12月，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确立了建立面向21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方向和指导原则。2001年，为促进同东盟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发展，中国首倡并大力推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得到东盟国家的积极响应。2002年11月，双方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中国同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的双边关系也得到很大发展。
1996年11月26日至12月5日，江泽民访问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南亚国家。访印期间，中印决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访巴期间，中巴宣布共同构筑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在巴期间，江泽民还提出中国与南亚国家共同构筑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的五点主张。2001年底，阿富汗新政府成立，中国政府立即予以承认。
1992年初，中国同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中亚五国建交。1996年4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首脑在上海举行会晤，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上海五国机制”正式形成。1997年，中、哈、吉、俄、塔五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进一步巩固了“上海五国机制”。2001年6月，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就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达成广泛共识。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参与推动建立并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地区性合作组织。它首倡以相互信任、裁军和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提供以大小国家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以及“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一次重要的外交实践。
中国始终关注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一贯主张北南双方通过对话改善关系，积极倡导和参与有关朝鲜半岛安全机制的磋商和对话，为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实施稳定周边战略的同时，中国加强了与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稳定发展，高层往来频繁，合作不断加强。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与非洲国家相互支持，保持了传统友谊。1996年5月，江泽民在非洲统一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提出巩固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中非关系的5点建议。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中国宣布，在未来2年内减免非洲重债贫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100亿元人民币的债务。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快速深入发展，南美地区除巴拉圭外所有国家均同我国建交。
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多边外交领域日趋活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根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的原则，中国继续以联合国为中心参与多边外交各个领域的活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00年9月7日，在中国倡议下，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中、美、俄、英、法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脑举行联合国历史上的首次会晤。
这一时期中国多边外交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参加一系列地区性多边组织，坚定支持在平等参与、协商一致、求同存异、循序渐进原则下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区域性对话与合作。2001年10月，在上海成功举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江泽民主持下，与会各成员国领导人围绕“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这次会议对中国外交打开新局面、促进亚太地区经济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外交、国防战略调整和“一国两制”方针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赴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在八天的访问中，邓小平向美国社会各界介绍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政策，双方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共识，还签署了一系列协定。这一重要外交活动表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在朝着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进行重大调整。
外交政策的调整党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后，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作了重大调整。这就是明确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除一如既往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反对霸权主义之外，还要配合国家经济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为此，党和政府逐步对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外交上作出两个重大决策：一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二是实现中美建交。这为随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更稳定、更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开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变化，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这一时期，中央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有了不同看法，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并迫在眉睫的观点。1980年初，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他还明确提出“争取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并不顺利，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是台湾问题。1979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给中美关系造成损害。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虽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公报，但后来美国政府并未完全兑现自己的承诺。在美苏争霸的战略格局中，苏联日渐处于衰势，多次提出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始改变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
1982年，为争取和平、寻求建立更均衡的对外关系，中国政府开始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作为新时期基本的外交政策。邓小平强调，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需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郑重申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发展同各国的关系。报告还着重说明中国共产党愿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后来，这四项原则的应用范围逐步扩大，成为中国共产党同世界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党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到80年代中期，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判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更加清楚地阐述了中国外交方针的两大战略转变。他说，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战略，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这两个重大转变，对于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具有重大意义。第一个转变，有利于使中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指出：“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第二个转变，则使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特点更加鲜明。“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
1986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从十个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作了归纳和总结。这表明，中国基本完成了外交方针的调整。
外交方针的重大调整，使中国在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到1989年，中国的建交国总数达到137个。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中国在发展同朝鲜、巴基斯坦等国传统友好关系的同时，重视妥善处理与一些邻国的历史遗留问题，注意严格区分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与相关国家的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和发展。在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方面，中国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经济合作四项原则，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经济合作，使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有了更深厚的经济基础。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中国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活动，广泛参加各种国际多边条约和国际公约，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中国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努力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致力于推动南北对话、南南合作。
处理中美、中苏关系，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主要方面之一。尽管因售台武器等问题中美关系曾受到严峻考验，但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两国双边关系保持稳定发展，两国间的各层级交往有所加强，经贸、科技、文教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扩大，文化交流逐年增加。中苏两国从1982年开始就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磋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的几个障碍基本解决，两国关系逐步好转。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破裂20多年的两党两国关系终于实现正常化，为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良好基础。
经过对外交方针政策的调整，中国外交得到全方位发展，一个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初步形成。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国际国内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要求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随之发生转变。1985年五六月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要求充分利用大仗打不起来的这段和平时期，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走精兵之路，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增强军队在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人民解放军以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成功开创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新局面。
为了适应上述战略性转变，1985年6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减少军队员额100万的决策，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改革体制、精简整编的根本目的，是要逐步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强的精兵。1985年开始的百万大裁军，将大军区数量由原来的11个调整为7个。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各大军区机关都在原定额基础上精简近一半。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撤并部分其他院校。保留陆军的军统一整编为集团军，将装甲兵部队全部，炮兵、高炮部队大部及部分野战工兵部队编入陆军集团军序列，有的增编了电子对抗分队，有的还组建了陆航团。陆军集团军的组建，是人民解放军建设现代化合成军队的重要一步。
以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为机遇，军队的全面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思想政治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改进。1987年1月，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地位和指导思想，提出加强以思想、纪律为重点的思想教育等8个方面的内容。1990年1月，中央军委颁布《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各地各部队广泛开展了创建“双拥”模范城（县）活动，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发展为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1988年7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这一《条例》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构成新时期人民解放军干部制度的基本框架，是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建设迈出新步伐的重要标志。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授予17名军官上将军衔。10月1日，人民解放军正式实施新的军衔制度。全军更换新的制式服装。
人民解放军在保卫国家领土主权斗争中作出新贡献。在中越边境，继1984年收复老山后，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老山坚守防御作战。1988年3月14日，我海军舰船对窜到我赤瓜礁海区进行挑衅的越南海军舰船进行还击。这些自卫还击作战，保卫了我国领土主权完整，维护了国家尊严，展现了人民解放军威武之师的形象。
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要求，人民解放军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坚持过紧日子，克服诸多困难，国防和军队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与此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人民解放军主动为国家排忧解难，积极参加国家和地方的重点工程建设；腾出部分机场、港口、设备和空闲的营房、仓库、场地等为地方建设服务；全军医院和大部分服务设施向地方开放；军工企业走军民结合的道路，积极发展民用产品生产，1980年至1992年民用产品的产值年均以20%的幅度增长。这些举措和行动，都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人民解放军还积极担负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等任务。1987年五六月间，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和空军部队为扑灭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北部地区特大森林火灾作出了重大贡献。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构想与初步实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基础上，正视历史和现实，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开辟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新途径。
“一国两制”构想最早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中美建交和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解决台湾问题被提上党和国家重要议事日程。1977年8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时指出，中国“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1979年1月1日，在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同日，中国政府以国防部长徐向前的名义发表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对大、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
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时，进一步阐明了中央对台湾的政策，他指出，台湾不搞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外国资本不动，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即使使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现状也可以不变。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步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明确指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这九条方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基本构想。1982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指出，九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体现了“一国两制”构想，为国家在香港、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提供了直接的宪法依据。
根据“一国两制”构想，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方针。主要内容是：“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这六条方针，进一步充实了“一国两制”构想的内容，使其更加具体化、系统化。
“一国两制”构想虽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但在实践中首先被运用到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问题上，并取得成功。
香港问题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相继签订《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不平等条约，强占中国的香港岛、九龙并强租新界地区。按照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规定，新界租期为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新界占整个香港地区面积的92%，香港的能源和主要工业都在这里，离开新界，香港岛和九龙无法单独生存。1979年，新界租期还有18年即将期满。由于面临新界土地契约能否跨越“九七”，投资者开始裹足不前。英国政府此时提出了香港未来地位问题，试图借中国百废待兴之机向中国施加压力，取得管治香港的长期权力。
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邓小平表示不能同意麦理浩提出的在1997年6月以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建议。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的决定。中国政府对处理香港问题确定了两条原则：一是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不能再晚；二是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正式拉开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序幕。会谈中，撒切尔夫人强调香港的繁荣有赖于英国的统治，并说如果现在对英国的管理实行或宣布重大改变，将对香港产生灾难性影响，强烈表示不能单方面废除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邓小平还强调，如果在15年的过渡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邓小平同撒切尔夫人的谈话，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和按时收回香港的坚定决心。通过这次会谈，中方掌握了收回香港的主动权，解决香港问题的基调就这样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定了下来。
1982年10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正式开始。1984年9月，中英双方在中方政策基础上达成协议。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从此，香港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
香港回归进入过渡期后，中国政府开始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0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把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各项方针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当香港回归进程启动之后，澳门回归问题也随之提上日程。澳门，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6世纪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成为我国和平统一过程中面临的另一个历史问题。1986年6月，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开始就澳门问题举行谈判。谈判比较顺利，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一国两制”构想在澳门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
香港、澳门回归进程的启动，证明“一国两制”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到香港、澳门等地的历史和现实，是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创造性方针，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范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重新奋起。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内外发展大势都要求中国共产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在徘徊中前进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他们的帮派势力仍遍布全国许多部门和地区，有些还掌握着相当的权力，一部分地区的动乱尚未停止。稳定局势成为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党中央首先着手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部署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运动。经过艰苦努力，到1977年上半年，派性造成的武斗和动乱基本被制止。到1978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和单位的清查工作取得显着成果，人民群众期盼已久的安定政治局面开始形成。
然而，十年内乱留下的后果十分严重，要在短期内消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种混乱的形成，固然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兴风作浪有直接关系，但也与在错误方针指导下作出的一些决定和采取的一些措施有关，与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有关。而这种情况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仅没有得到纠正，相反却得到延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提出和贯彻“两个凡是”错误方针。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拒绝对事物作任何分析的方针，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上为新形势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设置了障碍。
“两个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批评“两个凡是”。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在全国局势逐步稳定的基础上，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1977年8月，他在中央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17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推翻了林彪、江青等人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教育黑线专政论”，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上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且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由此，党扭转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这使科学、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一大批被长期禁锢的电影、戏剧及其他中外优秀文艺作品得到解放，文联、作协等群众团体重新恢复工作，各种文艺创作逐步活跃起来。1977年底到1978年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学校考试制度得到恢复，全国高等学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510人，代表全国3500多万党员。大会总结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但这次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因而没有从根本上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大会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党的十一大虽然没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但邓小平重新当选中央副主席，并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8年二三月间举行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李先念等13人为副总理。与此同时举行的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全国政协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停止活动的政协重新恢复工作，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
人们急切地期待着中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但是，实践发展却步履维艰。揭批“四人帮”运动受到“两个凡是”方针的限制；平反冤假错案，一遇到毛泽东批准的、定了的案子，便不准触动；在科学、教育、文化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也有人拿出毛泽东批过的文件进行阻挠。在生产上，混乱状况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得到比较快的恢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又发生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工作有所前进，一些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开始，经济建设、社会各项事业和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和发展，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党和国家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面对“两个凡是”造成的严重影响，人们开始感到，要彻底澄清“四人帮”造成的思想混乱，不能不首先解决这样的问题，即：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然而，解决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争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打破，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文章明确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文章一经发表便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由于它同“两个凡是”尖锐对立，并且触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现象，因此也受到一些领导人的强烈指责。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面临着巨大压力。
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及时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此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也以不同方式支持或参与讨论。在邓小平等的大力支持下，中央各部门、地方和军队的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表明支持的态度；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更是踊跃参与，站到讨论的前沿。实践表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始终着眼大局，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这场讨论的落脚点，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成为引导人们思考国家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的过程。通过这场讨论，批判危害多年的极左思潮，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反思过去的曲折，思考未来的出路，党内外思想日益活跃，开始出现酝酿对外开放和对若干体制进行改革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对外交往迅速扩大。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走出国门，在了解国际形势的同时，无不强烈感受到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正在拉大的差距，不能不痛心疾首于这样的现实：中国目前的状况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在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向进行总体分析的基础上，1977年12月，邓小平作出世界战争可能推迟，我国经济建设可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的判断。1978年3月，邓小平又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于是，如何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成为中国领导人日益关注的问题。通过改革开放加快建设步伐的总体思路开始形成。
1978年7月至9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许多与会者提出改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建议。李先念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建设。9月下旬，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又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
当“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刚刚受到冲击的时候，对我国发展的紧迫性和经济、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有着深刻认识的邓小平，先是在中央领导层大声疾呼：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快发展生产力，要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随后，又到部分省市，同地方领导人谈思考已久的想法，促成解放思想的浩大声势。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走一路讲一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他反复强调，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他呼吁，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好一些。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他还提出，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要适时结束，转入正常工作，从而提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主张。邓小平的这些重要主张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为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准备了充分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本来是要讨论经济工作的，但因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率先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在关于真理标准等问题上几次思想交锋，使会议议程发生改变。会议要求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呼声更为强烈。在与会者强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等错案平反的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提出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他强调：“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讲话提出了一个“大政策”，就是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示范力量，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较快地富裕起来。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2月18日到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决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必须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作出的这项决策，解决了1957年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围绕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全会还在一系列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上，作出了重大决策。
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全会认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指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会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强调，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进行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由此，中国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全会还讨论了民主法制问题。会议认为，由于还存在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必须按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去解决，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局面。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全会在讨论经济问题时完全同意邓小平关于发扬经济民主的论断。全会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这样才有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全会肯定了权力下放的原则，并指出，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应该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应该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
全会十分重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作用。为调动几亿农民的积极性，全会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提高粮食统购价格和降低农用工业品销售价格等。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尽管依然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但是已经开始着手克服农业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明确提出要“加强劳动组织，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并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等形式。
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内的实际情况，全会要求在几年中逐步改变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状况，消除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混乱现象，解决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些问题。针对前两年出现的冒进问题，全会强调要做到综合平衡，基本建设必须积极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
全会阐发了对外开放方针和重视科学、教育的方针。全会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全会总结和吸取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实行集体领导，要求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义，打击邪气。这些规定对于克服“文化大革命”对党的组织和纪律的破坏，克服粉碎“四人帮”以来依然存在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全会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一些历史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在1976年发出的有关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处理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
全会在坚持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按照历史实际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指出，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全会决定把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总结，留待以后适当时候去作。全会郑重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九人为中央委员。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全会决定恢复成立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些人事安排，从组织上加强了中央领导机构，保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这次全会后，华国锋虽然仍然担任党中央主席，但是从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和实际工作的领导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由于上述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从这次全会开始全面展开，我国的改革开放由这次全会揭开了序幕，邓小平理论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这一切，显示了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踏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征程，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转折点载入党的光辉史册。
党在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性巨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这个时期前后历时整整27年。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这是对于党在这个时期历史的主题和主线、本质和主流所做的科学概括。
党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主要是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尤其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犯过严重错误，但是从总体上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在探索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这个时期取得的历史性的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我们确立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即：国体——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结构形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又确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不仅巩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而且为当代中国尔后的一切发展、进步创造了政治前提、奠定了制度基础。
第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取得历史性的巨大进展。
首先，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国家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投资，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信、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从“一五”时期起到“四五”时期，累计达4956.43亿元。在铁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有明显的进展。从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不仅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改善了工业布局。在毛泽东生前，中国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这些进展，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同时，我们还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正是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自豪地宣布：“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就为中国经济独立自主的、持续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
其次，尽管经过了两次大的起伏，中国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是相当快的。
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从1953年到197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9%，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1%。
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来看：钢产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046万吨。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031亿度。原油从1949年的12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716万吨。原煤从1949年的3200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汽车产量从1955年年产100辆发展到1976年的年产13.52万辆。
从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情况来看：按当年价格计算，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人民币，1976年增加到2965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9元。这个数字虽然还不高，但在原有基础上的增长是很明显的。
再次，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随着建设事业的进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就是说，增产的粮食不仅多养活了近4亿人，而且使9亿多人的人均占有粮食量比5亿多人时增加了近200斤。
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村居民从1952年的65元增加到1976年的131元，城镇居民同期从154元增加到365元。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
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从1949年到1976年，小学在校生从2439万人发展到1.5亿人；中学在校生从103.9万人发展到5836.5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从11.7万人发展到56.5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大批地成长起来。医疗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1949年全国拥有医院2600家，到1976年发展到7850家。20世纪50年代后期，农村普遍建立了县、区（社）两级医疗卫生机构，60年代又在绝大多数生产大队建立了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这个时期，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居民平均预期寿命随之显着延长，1949年仅为35岁，1975年提高到63.8岁。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中国运动员共获得22项世界冠军，打破和超过171项世界纪录。中国人不再被讥笑为“东亚病夫”了。
邓小平在1979年明确地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这些进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的初步而有力的显示。
第三，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重要的积极成果。
在探索刚刚起步时，毛泽东就论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具有中国特点的思想和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基本原则，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阐明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
此后，党又进一步总结经验，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初步作出了正确的论述，提出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并且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原则。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坚持工业和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企业并举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正确解决好综合平衡的问题，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把“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努力的目标；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坚持人民民主，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尤其是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实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要向科学进军，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老路，而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还提出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方针，并为巩固国防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积累了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相结合的独创性经验。
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毛泽东最早觉察到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号召共产党人提高警惕，同这种危险作斗争。同时，他又十分警惕党在执政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消极现象。为此，他提出：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地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群众行使这个权力，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平等待人；必须防止在共产党内、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坚决地反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必须切实解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阐明的这些重要思想，系统地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之后，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这些思想成果，为党继续进行探索并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第四，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
新中国从建立之日起，就把扞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为对外工作的目标，努力为国内和平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毛泽东制定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对外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党领导人民逐步冲破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孤立、遏制、包围和威胁，有效地维护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安全。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10月得到恢复。毛泽东还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3个，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西方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开始被突破。这些都为后来中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正因为取得了以上这些巨大的成就，中华民族才得以光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古老的中国才能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坚持独立自主 反对霸权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冷战格局中，国际局势的发展充满动荡和曲折，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分化和改组，中国面临来自多方的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党和国家在十分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开展外交工作。在同美国对抗，同苏联论战的过程中，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
中国和亚非拉国家关系的发展
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运动，自50年代中期以后处于高涨之中。积极支持亚非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运动，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任务。1956年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反对英法侵略的斗争，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古巴、巴拿马等国人民反对美国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国都给予热情的声援。中国在国际上得到的支持也主要来自亚非拉国家。中国同大批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拉丁美洲的古巴就是在1960年9月同中国建交的。中古建交揭开了中拉关系的新篇章。
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前期，根据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问题。他认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从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略出发，争取“中间地带”成为当时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等多次出访亚非国家，阐述中国的对外政策，增进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展现了中国外交的软实力。亚非国家领导人也频频访问中国。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在访问非洲时提出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及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受到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热烈欢迎。中国对亚非拉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迅速取得成效。1960年1月至1963年3月，中国根据和平共处、睦邻友好的原则，通过互谅互让的平等协商，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五国签订协定或条约，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中日之间通过民间渠道，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发展了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1964年中法建交，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打开外交局面的重大成果。
60年代初期，中国南面的周边形势因中印边界冲突变得严峻起来。中印之间过去从未正式划定边界，只存在一条根据双方行政管辖所及而形成的传统习惯线。1959年8月以后，印度军队多次侵入中国领土，引起边界武装冲突。1962年10月，印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历时33天，收复了1959年8月以后被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后即在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又遣还全部印军战俘和归还缴获的武器及军用物资。中国力求控制并平息边界冲突的行动证明，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是以中印两国人民友好大局为重的。
中美对抗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
就中美关系而言，这十年间有两个问题最尖锐：一是美国武装插足台湾，干涉中国内政；二是美国武装侵略越南，威胁中国安全。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并采取一些措施打破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僵局，但这些努力未能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1955年3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生效后，美国加强对台军事援助，加紧制造“两个中国”，并纵容蒋介石集团对大陆沿海的骚扰和破坏。台湾海峡局势从1957年起再度紧张起来。年底，中美大使级会谈由于美国企图单方面降低谈判级别而中断。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多次声称美国将继续实行对华政策三原则，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继续对中国实行封锁和贸易禁运。在此背景下，党中央和毛泽东调整政策，从争取缓和转为加强对美斗争。1958年夏，中东地区掀起了推翻亲美政权的风暴。党中央和毛泽东抓住时机，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期间决定以炮击金门的方式把台湾问题提出来。
8月23日下午5时30分，福建前线部队奉命向金门国民党军实施大规模猛烈炮击，历时两个多小时，发出近三万发炮弹。次日，又进行炮兵和海军的联合打击。连续几天的炮火，基本实现了对金门的封锁。
金门炮声一响，美国急忙增兵台湾海峡，一方面扬言要“保护”金门、马祖等有关阵地，并从9月7日起派军舰进入金门海域为国民党军护航；另一方面又要求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针对美方的举动，中央决定继续对金门实施炮击，以打击国民党军的方式反对美军的护航行动，同时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随着金门炮击的进一步发展，美国进退两难，美蒋在金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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