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

在正定的形成与实践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河北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
 
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省正定县工作期间，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论述，就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农村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农村全面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的“三农”思想和实践，是其“三农”思想形成的实践源头。重温习近平同志对河北正定“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实践探索，对我们科学把握其“三农”思想形成脉络和理论精髓，学以践行推动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在农村经济发展战略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搞经济，搞大农业，都需要多一些战略眼光，从时间上看得远一些，从空间上看得宽一些”（1984年3月2日在全县传达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精神会议上的讲话），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正定县“要积极研究探索发展‘半城郊型’经济的新路子。一方面要把我县毗连城市的各种优势充分挖掘出来，利用起来，依托城市，服务城市，起到为城市拾遗补缺的作用，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立足本地资源和条件，搞好农工商综合经营，获取较高的经济效益。不丢城，不误乡，利城富乡”（1984年2月8日在县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发展“半城郊型”经济的实践中，习近平同志总结出“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的“二十字经”。这充分体现了系统思维和战略眼光，体现了对农村经济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路径的深入思考与科学谋划，有着很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正定县大力发展“半城郊型”经济，1984年全县经济实现了“九翻”“十超”，工农业总产值、农民人均收入等九项指标比1980年翻一番，粮食总产、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十项指标超历史。
二、在促进农民增收和发展现代农业上，针对正定县“高产穷县”、农民收入低问题，习近平同志提出“治国之道首先裕民，民富才能国强”（1984年2月），“要继续放宽政策，搞活农村经济，使农民有更多的发展余地，这是时代的要求，党的要求，农民的希望”（1984年12月22日在全县“放宽政策、振兴经济”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强调“绝不能光讲粮食生产、光讲高产粮，不讲经济效益”“大搞农工商、农民变工人、离土不离乡”（1984年3月2日在全县传达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精神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同志带领全县调整农业结构、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力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积极探索让群众生活好起来、富起来的路子。这是突破“以粮为纲”束缚、突出效益导向、促进农民增收的探索与创新，充分体现了把百姓的事放在心里的为民情怀。
针对农业结构单一、农业和农村经济效益不高等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必须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和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1984年3月2日在全县传达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精神会议上的讲话），“必须摆脱‘小农业’思想的局限和束缚，充分发挥优势，逐步形成合理的生产和经营结构”（1984年2月8日在县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从单一的种植业的小农业，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立体化大农业，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也是一个突破性的战略转变”“农业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不再是仅仅提供原料的传统农业，而已升华为商品化生产的现代农业。从发展趋势看，乡村工业和商业将在农村经济孕育中迅速发展起来，使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贮藏、运输、销售联成一体，形成中国式的农工商一体化”（1984年3月2日在全县传达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精神会议上的讲话）。这突破了农业单一种植模式的传统观念束缚，是对现代农业发展内涵和农村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对于树立大农业发展导向、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定县不断强化“大农业”理念，全力打造产加销游全产业链农业，惠康食品、正先食品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快速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水平显着提升。
三、在重视科技人才上，习近平同志针对农村科技落后、人才短缺的问题，主持制定了《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点 广招贤才的九条措施》，强调“建设现代化大农业，靠什么？很关键的一条就是靠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靠掌握这些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1983年12月18日给河北农业大学正定籍同学的信），指出“发展经济一靠政策，二靠科技，这好比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两个车轮。而要使车轮运转自如，稳步前进，就需要靠人去驾驶，要靠人的聪明才智，要靠有较多知识、较高技能水平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归根结底离不开人才的积极作用”（1983年4月25日在全县“放宽政策、振兴经济”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要积极创造条件，和全国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重点厂家、学者名流挂钩，实现智力延伸，开发我县经济。经济起飞离不开人才。要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点，搞好人才的挖掘、引进、培训和使用”（1984年2月8日在县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指明了科技与人才是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撑，对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引领现代农业发展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正定县与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院所建立全方位合作关系，引进顶尖专家组成专家顾问团，大力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深入推进农村创业创新行动，被评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
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习近平同志就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生态环境，指出“农业经济已不仅是农业生产本身，而是由农业经济系统、农业技术系统与农业生态系统组合而成的复合系统，是人类的技术经济活动与生物系统和环境系统联结而成的网络结构。人类从水土流失、肥力下降、土壤沙化、环境污染、海洋毒化、气候变坏、灾害频繁的严重后果中，越来越认识到生态问题的重要，农业经济早已超出自为一体的范围，只有在生态系统协调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稳定而迅速的发展”，提出“把我县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多种生产门类，能满足多种目标要求，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效率高，生态和经济都呈良性循环，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开放式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这是对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论述，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正定县大力实施两河滩综合治理，着力打造滹沱河流域生态休闲农业示范区，在全市率先实现环省会经济林、美丽乡村环村林、县域所有道路绿化、高铁两侧绿化“四个闭合”，被评为全国生态示范县。
五、在促进农村全面发展上，习近平同志针对农村长期以来的落后面貌，指出“建设科学化生活的现代农村，逐步把农村建成高度精神文明和高度物质文明的高水平的文明村，使农村成为优良传统、先进思想、现代文明的集合体，使千家万户成为小康之家”（1984年3月2日在全县传达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精神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教育关系着子孙后代，要做到全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要舍得在精神文明建设上花点钱、投点资，实实在在地为群众办几件长精神、长志气的好事”（1982年12月27日在全县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这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明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全面发展的方向和路径。近年来，正定县按照环境美、产业美、精神美、生态美“四美”要求，全县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大力实施村内道路硬化、厕所改造、垃圾治理、民居改造、安全饮水、污水治理、村庄绿化等12个专项行动，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美丽乡村，农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
六、在深化农村改革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改革戏必须大家唱，依靠群众是搞好改革的基本方法”“要把对待改革的态度如何、改革工作搞得好坏，作为检验和考核各级领导干部是否称职的一个重要标准”（1985年3月6日在全县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会议上的讲话）。就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他指出“统分结合这种经营方式是中国农民的杰出创造，它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强大的生命力”（1984年2月8日在县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大包干在正定全面推广，在河北省开创了先河。他强调“重点扶持‘两户一体’（专业户、重点户和经济联合体）经济”“‘两户一体’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好形式，是当前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的先行者”（1984年2月8日在县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针对农村服务流通体系落后问题，他强调“要搞好供销社体制改革，真正办成农民集体所有的合作商业，成为农村经济的综合服务中心”（1984年2月8日在县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的这些重要论述，为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指明了方向。正定县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农村土地确权基本完成，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七、在扩大对外开放上，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开阔视野看世界，摆脱小农意识，树立改革开放新风，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商品经济是一种开放性的经济，要加快其发展，必须实行开放性的政策，把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有利条件都充分利用起来”（1983年12月22日在全县“放宽政策、振兴经济”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要通过多种渠道，扩大和争取市场，主攻石市，挤入京津，咬住晋蒙，冲向全国”（1984年2月8日在县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5月习近平同志率石家庄地区玉米加工技术考察团赴美国艾奥瓦州实地考察、推进合作。这充分展现出超前的开放意识和面向未来的战略眼光，是引入先进生产要素、全方位改造传统农业农村经济的率先实践。正定县积极融入京津冀协调发展，着力优化发展环境，构建全方位融合开放发展格局，连续十一年被评为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
八、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上，习近平同志针对农村基层干部队伍老化、工作能力差等问题，指出“搞好农村基层班子建设，充分发挥它的职能作用，是搞好农村各项工作的保证”，强调“提高班子的战斗力，使之成为一支带领群众搞好两个文明建设的坚强堡垒”“一定要挑选那些拥护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性强、作风正派、秉公办事的人进班子，把好政治质量关。同时，要注意选拔那些有文化、有知识、懂经济、有工作能力的年轻人进班子，把德与才结合起来，综合考察，以利于实现班子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1983年11月1日在全县安排今冬明春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明确指出了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各项工作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对加强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战斗堡垒作用有着重要指导作用。近年来，正定县严格落实党委抓农村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以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为抓手，深入推进乡镇党委书记、村党组织书记、农村致富带头人“三支队伍”建设，大力实施农村党组织书记全员培训计划，农村党组织书记高中及以上学历达到83%，民营企业家和农村致富带头人达到46%，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得到显着增强，进一步夯实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

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福建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习近平同志1985年到福建工作，先后在特区厦门、山区宁德、省会福州和省委省政府工作了17年半。在闽工作期间，他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致力谋划改革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科学发展规律，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工作思路和重大举措，为福建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福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和精神财富。在“三农”领域，他提出“滴水穿石”“弱鸟先飞”的扶贫开发精神，在全国率先组织实施扶贫搬迁“造福工程”；组织推动山海协作、闽宁对口帮扶，促进沿海与山区、东部与西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全国率先谋划生态省建设，倡导经济社会在资源的永续利用中良性发展。他到中央工作后，始终关心支持福建，2014年11月在福建调研时指出，要围绕建设特色现代农业，努力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挖掘新潜力，在优化农业结构上开辟新途径，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寻求新突破，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在建设新农村上迈出新步伐，为福建“三农”发展描绘新的蓝图、提出新的要求。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对“三农”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思想，对我们当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党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关于“三农”工作的战略思想。习近平同志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三农”工作的战略地位，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作用，他指出“农业兴、百业兴；农业衰、百业衰；农业萎缩、全局动摇”（1996年8月20日在全省农办（农委）主任会议上的讲话），“经济越发展就越要稳定农业、加强农业”（1998年2月10日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他十分重视城乡协调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出“在发展现代农业过程中必须重视农村城镇化的同步推进，尤其要重视探索多渠道就业门路，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把发展现代农业与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的途径”（1998年《加快福建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在着力抓好‘五通’‘五改’和绿化的基础上，要注意通过多种形式培育农民讲卫生、学科学、树新风的文明习惯”（1997年11月27日在全省农村小康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将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通盘谋划、同步推进，强调“如果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农民不能增收入、集体不能增实力，这种经济增长就是无效益的和虚假的”（1998年8月18日在全省农村“双增”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些年，福建始终坚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减弱、推进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松劲，“三农”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茶叶、食用菌、水产品等特色产业产值居全国前列，“清新福建·绿色农业”成为福建亮丽的“名片”，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999元。
二、关于特色现代农业建设。针对福建人多地少、农业多样性资源丰富的特点，习近平同志提出福建要发展特色农业、大农业，搞好农业多种功能开发。他指出“大农业是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它区别于传统的、主要集中在耕地经营的、单一的、平面的小农业。”（1992年《摆脱贫困》），“要根据市场需要，紧紧依靠科技，调整种养业结构，大力发展名特优新产品和绿色食品，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2001年2月7日福建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他指出，“我们发展现代农业，不能沿用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要积极探索一条适合国情、省情、县情，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花钱省、多办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子”（1998年《加快福建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同时强调要发挥各类市场主体的作用，“发展现代农业仅靠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只有充分调动和发挥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等不同所有制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形成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强大合力”（1998年《加快福建现代农业发展步伐》），要“两手抓”，“必须懂得市场，特别是要懂得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产品市场。各级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不能只抓生产、不抓市场”（1998年2月10日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他始终关注并高度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2001年2月在新华社刊发省外餐桌污染的报道上批示，“餐桌污染是一个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关系我省农产品能否扩大国内外市场和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大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随即在全国率先打响治理餐桌污染的第一枪，在全省开展“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并在2002年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我们在行动》节目上，对福建和全国观众承诺，“用三年时间在全省23座城市基本消除主要食品的‘餐桌污染’、五年在全省范围基本实现治理‘餐桌污染’的目标。”这些都为福建建设特色现代农业指明了方向。这些年，福建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特色现代农业，推进品牌农业、生态农业、智慧农业发展，打造7个全产业链总产值超千亿元的优势特色产业，目前十大特色农产品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87%以上，十多年来全省食品安全工作形势不断趋好，没有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三、关于扶贫开发。上世纪八十年代，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就对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提出许多新观点、新理念。他强调“扶贫先扶志”，人穷不能志短，更要振奋精神往前奔，“锲而不舍”“久久为功”，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扶贫要找准路子，“要使弱鸟先飞，飞得快，飞得高，必须探讨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1992年《摆脱贫困》）。1996年4月，习近平同志到福建省委工作，在半年时间内先后用50多天时间到9个地（市）42个不同类型的县（市、区）60多个乡镇调研，他在调研报告中指出，“扶贫攻坚与奔小康，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两个并行不悖、互相促进的任务”“要从制度上研究一套办法”，“要制定必要的经济政策措施，支持贫困县、贫困乡（包括已摘帽）的经济开发，以增强贫困县乡的自我发展能力”。他高度重视扶贫措施的落实和成效，他强调“贫困县、贫困乡要把扶贫攻坚的目标任务落实到贫困村、贫困户”，“逐村逐户制定脱贫计划，一个村一个村、一个户一个户地落实下去，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用到贫困村贫困户的脱贫致富上，真正做到‘真扶贫、扶真贫’”（1996年11月14日在全省农村扶贫开发暨小康建设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脱贫致富奔小康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只有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才能取得经得起历史与实践检验的成就”（1998年5月5日在全省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他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探索实践扶贫开发的路子和途径，解决了“茅草房”和“连家船”问题，组织实施“造福工程”，创新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扶贫开发办法，福建成为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扶贫思想的发源地。福建省连续23年把“造福工程”列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到2017年累计搬迁7000多个自然村，支持建设了3400多个集中安置点。2010年以来，全省扶贫开发对象从140万人减少到目前的4000人，到2020年现行国定、省定扶贫标准贫困人口将如期脱贫，23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2201个贫困村将如期摘帽。
四、关于水土流失治理与生态建设。习近平同志十分关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他曾5次到长汀调研，要求长汀“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1998年元旦为长汀水土流失治理题词），“锲而不舍地抓下去，认真总结经验，对全省水土保持工作起到典型示范作用”（2001年10月13日在长汀县调研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时的讲话）。世纪之交，他提出“生态省”建设战略构想，2001年成立了福建省生态建设领导小组，他亲自担任组长。他强调“建设生态省，大力改善生态环境，是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是一项造福当代、惠及后世的宏大工程”（2002年1月23日福建省九届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通过以建设生态省为载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维护生态良性循环，保障生态安全，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把美好家园奉献给人民群众，把青山绿水留给子孙后代”（2002年8月25日在《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论证会上的讲话）。习近平同志的这些论述和实践，科学回答了生态环境为什么要保护以及怎么保护等重大战略问题，包含着尊重自然、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和发展理念，为我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多年来，福建按照习近平同志绘就的生态省建设蓝图和“要把福建的生态环境保护好，让老百姓切身感受到城市美好的环境”（2010年9月习近平同志来闽考察时指出）的要求，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大造林绿化和水土流失治理，开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减量化等行动，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全面实施河长制，使福建成为中央批准的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全省森林覆盖率达65.95%，居全国首位，水、大气、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优。
五、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习近平同志就提出，“整治村容村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标志，也是彻底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重要途径，也是农村小康建设成果的直接体现”（1997年11月27日在全省农村小康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重视规划和建设，处理好四项关系：高起点规划与分阶段实施的关系，建新、改旧和整治的关系，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的关系，政府引导和发动群众的关系（1997年11月27日在全省农村小康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针对农村建设中集体经济薄弱的问题，他要求：要大力组织推广群众创造的清产核资办实体、依靠积累办实体、围绕服务办实体、立足资源办实体、股份合作办实体等行之有效的办法，壮大集体经济（1996年《全省农村小康建设调研报告》）。习近平同志的这些论述和实践，是对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建设价值的正确认识，是对城乡一体化发展、走符合我国实际的新农村建设路子等重大战略问题的先行探索。多年来，福建大力推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陆续组织实施“年万里”农村路网工程、农村水利“六千”工程、“农村家园清洁行动”等一系列惠民工程和项目，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目前，全省实现村村通硬化公路、有安全饮水，3G信号和20M宽带全覆盖，87%的乡镇建成生活垃圾转运系统，65%的行政村采取生活垃圾“村收集、镇中转、县处理”的城乡一体化处理方式，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
六、关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缩小沿海和山区发展差距，促进沿海和山区协调发展，是全面实现小康的必然要求”（1998年5月5日在全省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针对福建山区沿海发展不平衡问题，提出“推进山海协作，在发展中努力缩小山区和沿海地区之间差距”（1998年10月29日在中共福建省委六届九次全会上的讲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全省的综合实力。习近平同志亲力亲为推动山海协作，成立全省山海协作联席会议制度并担任召集人，建立全省山海协作对口帮扶制度，并强调“沿海和山区都要树立全省‘一盘棋’的思想”（1999年4月7日在全省山海协作第一次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他还要求“山区和沿海地区都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找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点，依靠自身的力量，抢抓发展机遇，加速发展自己”，“形成互帮互补、互促共进的经济发展新格局”（1998年5月5日在全省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他高度重视东西部合作，1997年4月在宁夏固原考察时指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要坚决完成”，提出建设闽宁村的设想，建议搞一个试点，打造成具有样板意义的闽宁协作示范村，“鼓励我省企业到宁夏等中西部地区投资兴业，达到‘东西合作，优势互补，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目的”（1998年2月10日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习近平同志的这些论述，体现了站位全局的“一盘棋”发展思想，对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很强指导意义。多年来，福建持续推进山海协作，每年实施一批山海协作重点项目，累计建成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27个，有力地推动沿海地区产业向山区梯度转移，山区劳动力向沿海合理配置，实现了山区与沿海协调发展。闽宁协作开展20多年来，两省区党委政府按照“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机制，统筹推进各项工作，构建了以解决贫困人员温饱为重点、以产业协作为基础、互惠互利、联动发展的工作格局，实现了从“输血”到“造血”，从单向的扶贫解困，到经济合作、产业对接、互利共赢的重大转变，形成的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闽宁模式”，成为全国东西扶贫协作典范。
七、关于深化农村改革。习近平同志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996年8月20日在全省农办（农委）主任会议上的讲话），并强调“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关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长期稳定的政策”（1998年《加快福建现代农业发展步伐》），针对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问题，他提出“要推行股份合作制，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分散的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培育和构造各类市场主体”（1996年8月20日在全省农办（农委）主任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建立国家、集体和农民及其合作组织相结合的服务体系，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个重点”（1999年1月22日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深入开展调研，总结提升南平选派干部驻村的经验，强调“开创农业和农村发展新局面，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农村工作机制”，“从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目标任务、运行方式、制度管理等多方面加强建设”（2002年《福建省南平市向农村选派干部的调查与思考》）。他高度重视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率先推动开展试点，2002年6月在龙岩武平县调研农业农村工作时强调，“林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正受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他十分关注供销合作社发展，要求“把供销社体制改革放在深化农村改革的全局位置上统筹考虑，把它真正办成农民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业，以发挥其在农村商品流通中的特有作用”（1996年《全省农村小康建设调研报告》）。习近平同志的这些论述，为福建深化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多年来，福建坚持把深化农村改革创新作为推进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抓手，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和“四化同步”的要求，着力推进农村各项改革。发端于武平县的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验，为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作出重要贡献，武平县被誉为全国“林改第一县”。党的十八大以来，福建农村金融体系、精准扶贫机制、农村产权制度等重点领域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国家级农村改革试验区成效显着，一批改革试验成果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八、关于全面加强农村党的建设。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农村党的建设，指出“农村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的组织保证”（1999年1月22日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把加强村级组织建设作为农村小康建设的一项根本性措施来抓”（1996年《全省农村小康建设调研报告》），增强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和发展能力，“在指导思想上、组织保证上使党组织在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真正能站到前台，真正能居于‘第一线’，切实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1992年《摆脱贫困》）。他大力推动调整不适宜、不协调、不健全“三不”班子，实施党的“堡垒工程”。习近平同志的这些论述和实践，回答了加强农村党建的必要性和重大战略意义，是对农村党的建设、基层组织管理的加强、创新和提升，是福建加强农村党建、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宝贵财富。多年来，福建不断加强农村党的建设，持续推行“168”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机制、“六要”群众工作法和乡村干部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制度，选派五批1.8万名机关党员干部到“双薄弱”村担任党组织第一书记，全面落实保障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为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的“三农”思想来自实践、根植于基层，科学回答了“三农”发展的许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是做好新时代农村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用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武装头脑，指导乡村振兴实践，为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
在浙江的形成与实践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早在2003年2月，他在省委党校作专题报告时就指出：“要深入研究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认真把握一些规律性的要求，积极探索一些政策性的导向，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非农化。”之后，他又主持制定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等一系列推动“三农”加快发展的重要文件，亲自部署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等一系列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工程，探索推进了“三位一体”合作经济发展等一系列农业农村重大改革，作出了一系列关于“三农”发展的重要论述，对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体制和“三农”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直接推动了浙江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和城乡一体化制度框架的构建和完善，使浙江城乡发展一体化步伐走在了前列。重温习近平同志对浙江“三农”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总结浙江这些年来的探索实践，对于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好地开辟“三农”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在“三农”发展战略上，习近平同志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以城乡关系认识“三农”问题，提出“农业兴才能百业兴、农民富才能全省富、农村稳才能全局稳”（2003年4月15日在杭州市余杭区“三农”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作出“浙江已全面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的重要判断，强调“要切实做到执政为民重‘三农’、以人为本谋‘三农’、统筹城乡兴‘三农’、改革开放促‘三农’、求真务实抓‘三农’”（2005年1月7日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是认识“三农”问题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深刻揭示了“三农”问题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失衡的本质，全面阐述了解决好“三农”问题在现代化全局和长远发展中的根本地位，为浙江省大力实践统筹城乡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推动了“三农”工作思路的大创新、内容的大拓展和机制的大变革。这些年来，浙江全面落实“‘三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正确把握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的变迁规律，大力度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率先进入城乡融合发展阶段。2015年，浙江农村全面小康实现度97.2%，为全国各省区最高。
二、在发展现代农业上，习近平同志针对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农业发展滞后并被忽视的问题，强调“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无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什么程度，农业的基础地位都不会变”（2003年1月13日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抓住新世纪初农业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的机遇，顺应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趋势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审时度势地作出了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重大决策，强调“以绿色消费需求为导向，以农业工业化和经济生态化理念为指导，以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核心，深入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2005年1月7日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大幅度提高农业的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推动农业全面走上新型农业现代化的路子”（2007年1月18日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是对农业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推动了浙江省农业现代化内涵的重大拓展、导向的重大提升和实践的重大创新。这些年来，浙江进一步强化农业在全局中的基础地位，以高效生态农业为目标模式，坚定不移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果断打出现代生态循环农业、畜牧业绿色发展、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渔业转型促治水、海上“一打三整治”、农业“两区（粮食生产功能区、现代农业园区）”土壤污染防治等农业生态建设组合拳，不断深化农业“两区”建设，大力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农业品牌，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信息化、农产品电商化，农业市场竞争力迅速增强，实现了从资源小省向农业强省的跃升。2016年，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突破2000亿元，农业产业化组织突破5.5万家。
三、在推进农村建设上，习近平同志针对新世纪初浙江省不断富足起来的农民群众对人居条件越来越不满意的状况，作出了大力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前瞻性重大决策，强调“要把‘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作为推动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基础工程、统筹城乡发展的龙头工程、优化农村环境的生态工程、造福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2004年7月26日在全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现场会上的讲话），“有效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2004年7月26日在全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作现场会上的讲话）。这是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思想的率先实践，是加快缩小城乡差距的实际行动。这些年来，浙江持续实施“千万工程”这一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大行动，与时俱进地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坚决打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平原绿化、河长制等农村环境建设组合拳，农业面源污染状况明显改善，农村脏乱差现象得到根本性改变，美丽乡村成为一张金名片，人民群众得到了巨大实惠。至2017年底，全省2.7万多个村实现村庄整治全覆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保留村覆盖率100%、农户受益率74%，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有效处理基本覆盖，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分类处理建制村覆盖率40%。
四、在促进农民增收上，习近平同志针对新世纪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强调“必须坚持富民为本、富民为先，切实把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作为新阶段‘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03年1月13日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要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继续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转移渠道”“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既要鼓励农民走出去，又要引导农民留下来，还要支持出去的农民回乡创业”（2006年3月23日在省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学习会上的讲话），并全面建立科技特派员制度。这是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全面实践，是缩小社会群体收入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举措，推动了浙江省农民收入持续普遍较快增长。这些年来，浙江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加快转变增收方式，不断拓宽增收渠道，着力挖掘增收潜力，逐渐形成了“以能人创业为先导，能人创业带动农民就业、农民就业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共创共富”的农民持续增收机制，农民收入呈现水平高、速度快、差距小的特点。2016年，全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866元，连续32年居全国省区第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年均增长12%；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为2.066，为全国各省区最小；11个地级市中有7个市城乡居民收入比值缩小到2以内，农民收入最高的嘉兴市和最低的丽水市比值为1.76，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
五、在推动扶贫开发上，习近平同志针对当时欠发达地区发展滞后和仍有大量贫困人口的问题，提出“努力使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全省经济新的增长点”“不能把贫困村、贫困人口带入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要求，强调“现代化建设不能留盲区死角，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2003年1月13日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把扶贫这件事扎扎实实做好。勿以善小而不为，虽然比例是小的，人口是少的，好像无关浙江省大局，错了，一个也不能少”（2007年1月23日在加快实施“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现在的贫困问题不是块状贫困，而是星星点点的点状贫困，这要求我们扶贫工作观念要明晰，定位要准确，要做到因地制宜‘真扶贫，扶真贫’”（2003年1月20日在浙江“两会”期间参加省人大温州代表团讨论时的讲话），要求“欠发达地区广大干部群众要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进一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尽快改变落后面貌”（2003年1月13日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主持制定了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文件，部署实施了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山海协作、百亿帮扶致富建设等扶贫工程，亲自创立了结对帮扶制度。这是扶贫开发战略、路径、方式的重大变革，是对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农户的深切关怀，为推进浙江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提前消除绝对贫困指明了前进方向、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年来，浙江牢固树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战略思想，坚持把扶贫开发融入“四化同步”进程，坚持消除绝对贫困与减缓相对贫困并重、区域发展与群体增收并重、搬迁集聚与就地发展并重、造血扶贫与输血扶贫并重，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大力实施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重点欠发达县特别扶持计划、山海协作工程、山区经济发展等一系列扶贫工程，扶贫开发取得历史性成就。2015年，全省家庭人均收入4600元以下绝对贫困现象全面消除，26个欠发达县一次性摘帽；2016年，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万元，达到10169元，与全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缩小至2.25。
六、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习近平同志针对浙江先期遇到保护生态环境与加快经济发展的尖锐矛盾和激烈冲突，强调“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坚定不移地走这条路”（2005年8月15日在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考察时的讲话），指出“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2005年8月24日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栏目评论），作出了建设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的战略决策。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理念的嬗变和升华，是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认识飞跃，是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重要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南，有力推动了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这些年来，浙江坚定不移沿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路子走下去，大力实施“811”美丽浙江建设行动，果断打出“五水共治”等转型升级组合拳，深入推进“千万工程”、美丽乡村建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养生养老、运动健康、文化创意、电子商务等美丽经济，率先实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与污染物排放总量挂钩的财政收费制度、与出境水质和森林覆盖率挂钩的财政奖惩制度，生态文明建设迈向更高水平。全省生态环境发生优质水提升、劣质水下降，蓝天提升、PM2.5下降，绿化提升、森林火灾下降的“三升三降”的明显变化。2016年，全省森林覆盖率61%，平原林木覆盖率19.8%。
七、在公共服务供给上，习近平同志针对农民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增长而农村公共服务发展明显滞后的问题，强调“要加大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的力度，把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教科文卫体等社会事业的重点放到农村，全面改善农村的供水、供电、环保、交通、通讯、广播电视、信息网络等公共服务的基础条件，继续大力实施城乡教育均衡工程、农民健康工程、农村文化建设工程、小康健身工程，全面提高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建立健全多层次、普惠性的农村社保体系，不断提高农村社保水平，逐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2006年3月23日在省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学习会上的讲话），在2004年率先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每年办好10方面民生实事。这是对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思想的生动诠释，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率先探索，推动了浙江省农村公共服务的加快发展和城乡一体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加快构建。这些年来，浙江坚持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重点，完善城乡一体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加快城乡公共服务制度接轨、质量均衡、水平均等。2015年底，全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度为90.7%，5年提高8个百分点。2016年，县县建成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国家卫生城市、卫生县城实现全覆盖，全省农村基础养老金每月135元，城乡基本医疗保险人均筹资标准每年859元，农村低保平均标准每月631元，68个县（市、区）实现城乡低保同标。
八、在农村基层党建和乡村社会治理上，习近平同志针对农村社会结构变动、价值观念多元、民主意识增强等新情况新问题，指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要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带领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坚强战斗堡垒，使农村基层党员和干部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排头兵”（2006年3月23日在省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学习会上的讲话），强调“确保农村稳定，为农民群众营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农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要求”（2004年1月4日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建立推行了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总结提炼了“后陈经验”（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创新发展了“枫桥经验”（矛盾不上交、问题不出村），提升实践了“新仓经验”（生产供销联合与合作）。这是对农村基层党建、基层民主、基层管理和新型联合与合作的创新实践，是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有效探索。这些年来，浙江把加强基层党建作为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基础，推行农村基层党建“整乡推进、整县提升”和“浙江二十条”，创新推出乡村“四大平台”、三多清理（机构牌子多、考核评比多、创建达标多）、农村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村民说事制度、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新乡贤治村等一系列举措，强化了农村党的领导，保障了农民民主权益，丰富了基层民主形式，优化了基层公共服务，有力促进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九、在深化农村改革上，习近平同志着眼于构建城乡一体化制度体系，大力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工程建设，着力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机制，指出“改革是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出路”（2004年1月4日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深化改革是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和动力源泉”（2006年3月23日在省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学习会上的讲话），强调“要致力于突破城乡二元结构，深化征地、户籍、就业、社保等城乡配套改革，消除影响‘三农’发展的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给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2004年1月4日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都能在农村迸发活力、创造财富”（2006年3月23日在省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学习会上的讲话），部署实施了县乡财政体制、乡镇机构、征地制度、农村金融、教育卫生等农村综合改革，探索实践了发展“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改革试点，并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最根本的是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共同进步的发展格局”（2006年3月23日在省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学习会上的讲话）。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制度创新，推动了浙江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加快建立。这些年来，浙江把改革创新作为推进“三农”发展的根本动力，设立农村改革试验区，协调推进“四化同步”，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体制基本建立，城乡生产要素平等交换体制加快构建，初步建立起工农互促和城乡统筹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农民群众获得更多改革红利。至2016年底，全省符合条件的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率95%，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覆盖率达99.5%，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覆盖率达96%，省市县乡四级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农合联组织体系全面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博大精深，立意深远，视野广阔，内涵丰富，从宏观全局和历史进程，全面阐述了“三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深刻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变迁的一般规律和富民强国之路，提升了农村改革发展经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根本遵循。浙江将深入学习、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大力弘扬红船精神和浙江精神，围绕“两个高水平”奋斗目标，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城乡融合，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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